古代文人墨客对人参的评价

一、‌药用价值的推崇‌

‌“神草”与延年之功‌

唐代皮日休称人参为“神草延年出道家”，强调其道家养生属性，并与“三桠五叶”的形态结合，体现药性之玄妙。

苏轼贬谪岭南时，以人参“明目益智”，并作诗“为予置齿颊，岂不贤酒茗”，认为其养生价值超越美酒香茗‌。

宋代苏颂《图经本草》记载以人参测试真伪之法：“含人参者气息自如，不含者大喘”，实证其补气奇效‌。

‌济世与救疾之用‌

清代赵翼在《人参诗》中感叹“贫家患富病，用药需蔘剂”，反映人参对重症的疗效与市价高昂的矛盾‌。

苏轼《小圃五咏·人参》以“糜身辅吾生”赞其舍身济世之德，呼应《神农本草经》“补五脏，安精神”的经典评价‌。

二、‌形态与灵性的诗化描绘‌

‌自然造物的神秘性‌

陆龟蒙以“名参鬼盖须难见，材似人形不可寻”形容人参的稀缺性与拟人化特征，暗含对自然造化的敬畏‌。

苏轼以“灵苗此孕毓”比喻人参凝聚天地精华，与《春秋纬·运斗枢》“摇光星散而为人参”的星象传说相呼应‌。

‌生长意象的审美化‌

韩翃《送客之潞府》中“应是人参五叶齐”，以“五叶齐”暗喻人参成熟，与春山意象结合，展现采参的时令之美‌。

乾隆诗“五叶朱旒茁四桠”，将人参与宫廷祥瑞关联，强化其“地灵物产”的尊贵地位‌。

三、‌文化象征的多元投射‌

‌外交与文明的纽带‌

章孝标《送金可纪归新罗》以“蟠桃花里醉人参”暗喻中朝文化交流，凸显人参在唐代外交中的礼品属性‌。

《晋书》载石勒家园生人参“花叶甚茂，悉成人状”，赋予人参预示“天命”的神秘政治意涵‌。

‌伦理与哲思的载体‌

《梁书》记载阮孝绪寻参救母的传说，将人参与“孝感动天”的伦理观念结合‌。

清代诗文中“善补补人常受误”等句，反思过度依赖人参的养生误区，体现辩证思考‌。

四、‌争议与质疑之声‌

王安石曾拒绝以紫团参治喘疾，直言“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！”，质疑人参被神化的药效‌。

元代《农桑辑要》载“治牛疫方，取人参一两”，反映部分时期人参地位的下移‌。

总结

古代文人对人参的评价呈现多重维度：

‌药用推崇‌：从“神草延年”到“补气救疾”，凸显其医学地位‌；

‌文化隐喻‌：既是外交礼品、天命象征，也是伦理与哲思的载体‌；

‌审美书写‌：以“灵苗”“五叶”等意象完成自然与诗意的转化‌；

‌理性反思‌：部分文人质疑其过度神化，体现科学精神的萌芽‌。

这些评价凝结了中华文化对自然、生命与文明的深层思考，使人参超越药材范畴，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