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参的药用价值，经历代医药学界的应用和总结，认识日益提高，应用知识日臻完善，对其需求量也越来越大。我国古代，在人参主产区资源日渐贫乏的情况下，除了发展人参栽培业之外，就是通过贸易活动，借以解决供求矛盾。当时由十栽培技术难以掌握，到了清代又遭到统治者的无情摧残，栽培业难以得到正常发展，而人参贸易却通过朝贡、互市。马市等途径达到了相当的规模。我国古代人参贸易情况，早已载入药学史册。

中国古代的人参贸易

有文字记载的人参贸易，首先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的。宋真宗时代，命王钦若。杨亿编辑类书《册府元龟》(始于1005年，成于1013年)，书中收载了自上古至五代的史籍，引文多整章整节，历史文献价值较高。该书记载唐玄宗在位年间，新罗王金兴光先后遗使进献贡品中均含人参，有时达100kg。

贡品在历史上虽有进献物品之意，但在贸易史上，它具有物资交流的意义，是一种早期的物资交换方式。经过发展，在我国有“贡市”之名载于史籍。贡市就是让进贡的使者，到这固定的地点进行互市之意。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这种方式可以加速贡物送递的速度，有促进物资交流的作用。

以人参为贡物见于史籍者，不只是来于新罗国，《册府元龟》中还有下述记载：唐玄宗天宝七年(748)三月，“黑水貊赫黄头室韦、和解室韦、如者室韦、赂丹室韦并遣使献金银及六十综布，鱼牙绸、朝霞绸牛黄、头发。人参”。

貊赫是东北地区古民族之一，来源于肃慎。北魏时称为勿吉，隋唐时称貊赫，分布在松花江。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，东部达日本海。唐玄宗天宝年间，黑水貊赫进献人参，说明唐朝中央政府和远在东北北部的古代民族之间，存在着友好而密切的关系。

后唐庄宗同光三年(925)二月间，“渤海国王大堙撰遣使裴谬贡人参。松子、昆布、黄明细布、貂鼠皮被一褥六。发、靴革”。次年又派大陈林等百余人朝贡，进“人参、昆布、白附子及虎皮等”。通过渤海王进献人参再度证明，在其辖境内——相当于今牡丹江、松花江、乌苏里江流域——均为人参主产区，并用人参作为珍贵物资进行交流。类似的进献人参活动，在历史上持续了较长时间，在《册府元龟》中记载，至后唐明宗大成四年(929)，高丽国王王建遣使广平侍郎张芬等53人，以大量金属工艺品和人参、松子等进贡。至五代的后晋高祖大福二年(938)六月，契丹派使进献马200匹。人参、貂鼠皮等。

人参作为珍贵的地区性特产，通过贸易活动进行物资交流，实际上早已开始。梁代陶弘景记载：“俗乃重百济……次用高丽者。”及至唐代苏敬曰：“人参见多是高丽、百济者。”说明自南北朝以来，我国除用上党人参及辽参之外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参来自朝鲜古代各国。

宋代苏颂在《本草图经》中，谈到人参来源时写到：“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，今河东诸州及泰山皆有之。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者，名新罗人参，俱不及上党者佳。”榷场，是宋、辽、金。元各代在边境地区设置的互市市场，在这种市场内进行贸易，由官吏们主持，实际是官办的对“外”贸易场所。在榷场内，除了官营的贸易之外，商人们则要纳税。交牙钱，领得证明文件(关于、标子、关引等)方能交易。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)在其北部设榷场与辽开展贸易活动，辽则在其南疆设榷场同宋进行贸易。《契丹国志》记载，人参贸易是辽换取外域物资的重要途径。历史上记载，在这类榷场中交易的物资，宋方为茶叶、香料、药材、丝织品、木棉。象牙等，辽金方为毛皮、马。北珠、人参等。即在苏颂那个时代或更早的年代里，中原所需人参，已经由榷场贸易而由陆路进日了。同时，又有“闽中来者”，即有经过海路进日人参的贸易，闽是福建的古称。闽中辖境相当于今福建省和浙江省宁海及其以南的灵江、去瓯江、飞云江流域。我国海上贸易始于魏晋时代，至唐初，在沿海设有市舶司，有官员专管对外贸易，海上贸易地位逐渐超过陆路。宋、辽、金、元时代，海路通商益加重要，广州、泉州、明州(今宁波)、杭州都成为重要港日。宋以后，用茶叶、盐等同边境地带各民族换马，设有“马市”。海上则仅准许贡舶互市，显然，经海上的贸易也同进贡活动联系在一起。以人参贸易而言，当时对在榷场互市、海上贸易或贡舶互市中交易的人参，往往通称为“新罗人参”，即新罗人参已经超过了既往“多是高丽、百济者”的贸易地位。

明代，历史上的人参主产区资源濒于枯竭，所需人参主要靠边境的马市、互市贸易获得，即以辽参和高丽参作为主要来源。至明代后期，女真马市上的“参貂之利”，已经成为女真各部头领、汉族商人及辽东势家追逐的主要目标。即人参贸易及其巨额收益，已使其上升至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据《明辽东残档》记载，从万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，仅8个月中，海西女真人从开原广顺关与镇北关入市交易共26次，女真人出售人参1733.75kg，足见此期人参贸易之显赫(据《女真史》)。

但是，长期大量进口人参，给明朝国库造成极大消耗，因而需要通过调整价格或减少输入的途径，以保护明朝自身的利益。然而女真人不接受明朝的限制和要求，继续冲击当时的人参市场，于是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人参贸易战。因为采参业已经是女真人的重要产业，大量出售人参的收益早已成为女真人及其统治者的主要财源。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，明朝用于购买人参的支出达到3万两白银，已超越国力难以承受的程度。到万历三十五年(1607)，明朝采取突然关闭辽东马市、互市的措施，停止了人参交易的活动，以迫使女真人降低人参售价。女真人曾抵制明朝的贸易反常作为，但苦于找不到新的市场，致使人参失去正常销路，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。史料记载的典型事例是：明万历三十七年(1609)，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熊廷弼(1569～1625)任辽东巡案史期间，决定两年不买女真人采集的人参，以确保明朝的利益，结果使女真人的鲜人参腐烂大约50000kg。女真人采集人参数量之大，与明朝贸易地位之重要，可知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出产人参的盛况。这些，都是《本草纲目》问世之前的史实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“今所用者皆是辽参”是非常准确的。

清代，统治者在采取多种采参制度垄断人参的同时，又摧残人参栽培事业，视“秧参”为伪品，不准药用。为了满足清王朝对人参的需求，主要出路就是无止境地采挖。消耗东北地区的野生人参资源，这就加速了人参生产每况愈下的进程，直至达到无参可采的停滞状态。清朝长期闭关自守，鸦片战争后穷于应付列强的宰割，更无人参的对外贸易可言。偶尔可见者，仅是把人参作为“亲善品”，与邻国进行着极为少量的交流。清朝晚期对人参栽培虽然开禁，同治年间(1862～1874)有了人参栽培业，如《抚松县志》记载，当时栽培园参者已发展到400余户，但是这项事业起伏很大，极不稳定，到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只剩下200多户。其间，有关人参贸易的资料亦未见记载。

中国现代的人参贸易

现在已查到的《中国年鉴》(1912)记载，1906～1910年每年中药出口量价值200～400万港币，但未列具体品种(见《中国药学史料》)。1931年的《中国年鉴》载：1928年出日人参82050kg，1929年出日人参53200kg。东北所产人参，在解放前均由各地山货栈包办经营，主要在营日、大连。安东(今丹东)等港口集散。东北人参到达各港口后，由京帮。沪帮、广帮等行帮的货栈采购，再由他们转销至国内各地，或组织出日。营口自从开港到1932年为止，一直是东北人参最大集散港口，在1925年前后的几年中，每年集散的数量可达100000kg，约占东北人参输出总量的70%以上，输出金额将近输出总额的80%，1925～1926年经营口集散的人参情况如表1。

表1 1925—1926年经营口集散人参情况

(据方坤：《人参及其商品学》)

可知，1925～1926年人参输出总量均在100000kg以上。另据《奉天通志》记载，1927年输出总量为103754 kg，1928年输出总量为153339kg，1929年输出总量为109778kg。 3年中输往日本、新加坡、香港的人参在100 000kg以上。中国是世界上人参生产大国的地位，早已在历史上成为定论。

自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，东北地区人参产量骤降，营口人参市场衰退。1932年以后，由营口出口的人参仅占东北总输出量的40%左右，其他则由大连和安东(今丹东)出口。

日伪统治时期，人参贸易在被垄断和摧残中起伏，缺乏完整的贸易资料。东北解放以后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人参贸易情况，至今未见记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