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参

东北有三宝，作为三宝之首的人参，凝聚着悠久的历史底蕴，与裸子植物红松伴生至今，约有六千万年的历史，被称为“冰缘植物”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的，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作品中，就刻有“参”字。这是人参最主要的植物学特征。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参的根茎、主根、侧根，即入药部位。

甲骨文“参”字

战国时期，参字的字形与现代繁体字的“参”相当接近，简体版的“参”字，也保留着象形字的特征。

汉代时期，医圣张仲景著作《伤寒论》，全书113方，以人参为配伍者21方之多，可见人参在汉代药材界的地位，汉代也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。

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，除《新修本草》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，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。我国第一部药典《新修本草》人参生产区的记载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，都令人十分信服。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，此外，还通过鉴真大师，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。因此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。

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，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。不仅政府重视医药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发行，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也很多，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（简称《证类本草》）。在《本草纲目》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，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。宋代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，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，保证药用之需。

《本草纲目》记录

元朝虽然使疆域空前扩大，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一直处于停顿状态。以元朝较有影响的《世医得效方》为例，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，处于历史较低水平。

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《人参传》，该书是《本草纲目》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。原书已佚，部分内容被收录在《本草纲目》中。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，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——《本草纲目》。李时珍在《人参传》的基础上，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，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，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《本草纲目》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。到了明代，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。

然而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，供应远远不足。因此，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。

至清代，由于人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，只能使用“辽参”；到乾隆末年，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。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，不求发展，摧残人参栽培业，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，使人参的生产、供应、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。到了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。

人参作为一味药品，始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被列为上品，时曰“主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、止惊悸、除邪气，明目、开心益智。久服，轻身延年。”

神农本草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