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北有三宝，人参貂皮乌拉草。作为三宝之首的人参是一味神奇的植物，不仅仅在于它的药效和药性。更在于它区别于其他植物而产生的独有的文化。

人参文化是长白山文化的一种，长白山文化，虽属地域性文化，却也包罗万象。从历史看，先秦时期的肃慎、金代的女真、大清的满族以及汉族移民等构成了历代长白山文化的主体。在博大精深的长白山文化中，人参文化最具典型意义。

一、历史文化

早在黄帝时代，我国就认识和应用了人参。

历史上若干书籍资料对人参的神奇和药用价值有过许许多多的记载，这并非古人对人参的盲目迷信，而是亲身实践的结果。

人参作为一味药品，始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被列为上品，时曰“主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、止惊悸、除邪气，明目、开心益智。久服，轻身延年。”

汉代时期，医圣张仲景著作《伤寒论》，全书113方，以人参为配伍者21方之多，可见人参在汉代药材界的地位，汉代也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。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，除《新修本草》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，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。我国第一部药典《新修本草》人参生产区的记载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，都令人十分信服。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，此外，还通过鉴真大师，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。因此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。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《人参传》，该书是《本草纲目》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。原书已佚，部分内容被收录在《本草纲目》中。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，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——《本草纲目》。李时珍在《人参传》的基础上，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，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，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《本草纲目》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。到了明代，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。

然而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，供应远远不足。因此，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。至清代，由于人参资源遭到严重破坏，只能使用“辽参”；到乾隆末年，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。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，不求发展，摧残人参栽培业，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，使人参的生产、供应、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。到了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。

二、传奇文化

目前为止，在长白山区流传的人参传说故事有上百个之多，出版的书、画册、连环画、年画、国画、剪纸数量已无法准确统计。人参的传奇文化是神化了的文化，可见人参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。人参的传说，最早见于《春秋运斗枢》的记载。南北朝时，已把人参和治病联系起来，形成传说的简单情节。《梁书》（卷五十一）记载，陈留孝子阮孝绪，因母病到钟山采参，鹿引获此草，服之遂愈。

人参传说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这些故事往往充满着神奇的幻想。如善良的老把头神会帮助挖参人挖到宝参；美丽的参姑娘会和年轻的挖参人结成伴侣；他们以优美的形象，善良的品质，神奇的魔力，出没于深山密林，帮助辛苦的参农战胜敌人，发财致富，或获得爱情、健康和幸福。在艺术上，人参传说一般构思奇特，情节比较曲折，形象生动感人，富有民族风格和美学价值。

18世纪末期，人参之乡的参农们，在每年的金秋9月收参吉日，杀猪蒸馍，载歌载舞，庆丰收，迎客商。这个时期的“人参节”，以商品交换的简单活动方式广泛地存在于民间。说人参文化是长白山文化中的典型一支，大概也不为过。我们从人参故事、人参歌谣和人参诗词中可窥一斑，完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。

长白山文化内涵不胜枚举，但在人们群众中口耳相传最多的、印象最深的，当属人参文化。

来源：长白山人参文旅基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