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、汉

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；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。《春秋纬·运斗枢》：“摇光星散而为人参，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、人参不生”。《礼纬·斗威仪》：“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，下有人参上有紫气”。人参是吉祥的象征，并与君王有关。《神农本草经》：“人参味甘，主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、开心益智，久服轻身延年”。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，一直影响到当代。

从《晋书》开始正史中不乏人参的记述。《晋书·石勒传》载石勒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，家园中生人参，花叶甚茂，悉成人状。父老乡亲及相者由此想到“此胡(石勒为胡人，晋代北方少数民族)状貌奇异、志度非常，其终不可量也”。《梁书·阮孝绪传》云孝绪至性冥通，非常孝顺，远在千里之外能感知母亲贵体有疾。母亲的病非人参不能愈，孝绪亲历幽险，累日不得；后见一鹿前行，孝绪感而随后，果然找到了人参。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儿子的孝心感动了天地所至。

隋、唐

《梁书》将人参当作神草，《隋书》却将人参看成妖草。

到了唐代，人参和茶一样成了时尚饮品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太原府、辽州、路州、泽州、幽州、平州、檀州、营州均将人参作土特产进贡。士大夫和文人们亦以人参作为礼品赠送友人，并留下了美妙的诗篇。皮日休《友人以人参见惠因以诗谢之》：“神奇延年出道家，是谁披露记三桠。开时的定涵云液，刷后不应带石花。名士寄来消酒渴，野人煎处撇泉华。从今汤剂如相续，不用金山焙上茶”。

宋

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爱好，亦将人参当作表情达意的佳品。人参真假好次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情真意切。在苏轼等看来人参与干果同类，在与友人的信中云：“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!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，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?”

元

元代的统治者蒙古族人似乎不崇拜人参。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中均未见人参；倒是《农桑辑要》有一条记载。“治牛疫方，取人参一两，细切水煮汁五升灌入口中”，即可治愈。用人参治牛病，一方面说明牛的重要，另一方面反映人参在元人心目中之地位不是很崇高。

明

明代初期人参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，《明史》中只一次提到人参。但明朝后期国人对人参崇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认为人参“治男女一切虚证、发热、自汗、眩晕、头痛、反胃、吐食、滑泻久痢、小便频数淋沥、劳倦内伤、中风、中暑、痿痹、吐血、嗽血、下血、血淋、血崩、胎前产后诸病”。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参的灭绝，而国人对人参的需求仍在增涨。

清

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俗称东北三宝。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；“原定八旗分山采参制，彼此不得越境”。只有个别情况例外，即对功勋卓著的重臣名将，作为奖赏，准予采参。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，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。为了控制采参的混乱局面，康熙三十八年下令“一律停采”，实行放票采参，但是冒死违规采参的人仍不在少数。

入关前采参业为后金灭明提供雄厚的物资基础；入关后清朝皇帝将人参作为佳品赐给汉人或外国人。殊不知外国人并不象汉人一样喜爱和崇拜人参。暹罗国王遣使入贡，忌赐人参。康熙帝“加赐人参四斤，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，恪守规制，益励敬恭”。清朝皇帝亦特赐葡萄牙等国使臣人参诸珍，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人对人参的偏爱。后来他们在美洲发展了类似于人参的西洋参，采集或栽培，专供华人享用，也算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回敬。